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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嫁涉及女性居住方式的改变，即由“从父居”向“从夫居”的改变，这种表面上的转变背后蕴含着中国传统家庭“重男轻女”思想的部分机制，女性是从娘家到婆家的这一过程中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转变的唯一个体。性别问题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然而在当今信息传播迅速、社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性别不平等又是一个容易被大众忽视的问题，甚至一些人大代表提出解决当前社会就业困境的方法之一就是让女性回家，这样能够减少职场竞争，这种剥夺个人发展权利的主张被提出也意味着公众在性别方面的传统意识依旧根深蒂固。虽然有很多现象表明，女性的独立意识在崛起，比如结婚率的下降证明青年群体选择是否进入婚姻的自主性增强，女性单独购房率的上升证明女性的自我意识的崛起，不再作为传统的依附品。虽然农村的青年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有明显上升趋势，但是，这种改变对于根深蒂固的男权制还没有形成挑战。

　　。家庭内部的性别实践，作为待出嫁女儿的性别实践——出嫁的未来期许对“闺阁”生活的影响。作为已出嫁的妇女的性别实践——维护与娘家的关系，建立在婆家的家庭地位与权力，如图1所示。计迎春通过对上海几十位大龄未婚女性的深入访谈发现，尽管生活在现代化都市的女性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都非常独立，但是她们依旧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在择偶和家庭观念上，依旧愿意遵从传统的性别规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女性地位的上升只是相对而言，是局部的，远不可能颠覆中国男权主义的传统。婚后的性别实践——农村青年女性婚后真的“夺权”了吗？尽管青年女性出嫁后在家庭内的地位有所上升，甚至有夺取夫家父辈权力的趋势，但是，依旧改变不了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事实——父系和父居的影响深远，且坚不可摧。

　　一般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性别解放发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受到从上而下的制度的影响，女性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劳动。但这并非女性本身反抗的结果，而是国家的作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似乎并不主动去寻求更多的权利，尽管可能需要负担家庭和工作上的双重劳动，但女性并没有为这种境遇而反抗。因此，这种女性的地位的改变实际上不是主动的，而是依赖性的。这种被动性改变的误区是，不能真正实现性别平等，因为制度的制定者大多数是男性，他们无法真正站在女性的角度去为女性争取权益。第二个误区是，这种被动式的改变只能是短暂的，而且与政策制定者本身的取向有关，无法长久地解放女性。父权制在中国根深蒂固，难以动摇。特别是在倡导女性气质的消费时代，女性迷失在化妆品和时装所能带来的短暂快乐中，追求爱情和依赖的同时可以放弃自我发展的权利和机会，甚至努力追求所谓的“女性气质”来取悦男性。而且，因重男轻女而导致的溺婴、虐婴等现象，导致了中国男性多于女性，在1986年，男女的出生性别比是108.4。

　　在某村，女性嫁人的那一天被称为“回去”，村妇们聊天往往会拉家常这样问，“你啥时候回来的呢？”“她啥时候回去的呢？”这里的“回来”意思是嫁到这里来，“回去”的意思是“嫁出去”。所以即便是在农村的青年女性做女儿的时候，也会经常在聊天中被提到“等你将来回去的时候……”，在这种预设下，女性心理上也会有一定的意识——这里不会是永久的家。特别是在有哥哥或者弟弟的农村家庭中的女性，成长的过程中普遍地都会遇到父母重男轻女的事情，比如本文的访谈对象WH没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就没上，当弟弟上高中的时候也没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时，父母帮弟弟拿了高学费才进去的。现在她有两个小孩了，当跟她谈生育观时，她就坚持还是儿子好。“你现在有两个儿子，感觉怎么样呢？想不想要女儿呢？”“我觉得两个儿子挺好的，要女儿干吗？女儿早晚是别人家的人。”

　　无论是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的观念都不能完整地解释亲代对子代的偏爱行为。在性别偏好方面，传统的“传宗接代”的解释过于笼统且片面化了。传宗接代的视角是纵向的，是个体为了家族的繁衍而做的，但是，在家庭中往往可以看到，在多子的家庭中，亲代对于不同的儿子的支持和情感联系也是不同的，往往会出现更加偏受小儿子的现象。这个在性别之外的对子代偏爱的现象，足以证明“传宗接代”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亲代对子代的偏爱行为。亲代往往更加偏爱未来可能同住的子代，也就意味着，是否在成年之后同住也是亲代对子代偏爱的一个因素。由于女性的生命历程中有着由“从父居”到“从夫居”的转变，所以同住往往意味着经济上的关联，代际形成经济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正如2019年初热播剧《都挺好》女主角的母亲在苛责女主角时所说，“我们只负责把你养到18岁，等你嫁人了，就和我们没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