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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9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央行、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相继向市场释放了进一步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的重要信号。11月8日，财政部提出“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更是前所未有。12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再次发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强烈信号。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各部委密集发声，财政部表示“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 。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这些新提法是完全正确、绝对必要的。

　　根据海关总署1月13日公布的数据，2024年我国贸易顺差7.06万亿元，同比增长22.1%。(注：2023年1月12日，海关总署表示，2023年我国进出口总值41.7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23.77万亿元，进口17.99万亿元，贸易顺差5.78万亿元。)同其他宏观经济总量相比，受全球经济增长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出口增速波动较大。由于全球经济增速下降、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基数较高等因素，2025年中国净出口的增速会显著低于2024年应该是大概率事件。不同机构对中国2025年出口增速的预测差异很大，部分机构预测2025年中国出口会负增长。2025年中国经济的最大不确定性来自出口增速的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为3.2%；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4%，制造业投资增长9.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6%。（注：国家统计局：《2024年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主要发展目标顺利实现》2025/01/17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10.03万亿元（注：中新网1月17日电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2024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2月28日发布的《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房地产投资为11.09万亿元，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占比为22.05%{11.09/50.30=22.05%}），占比为19.5%。由于自2017年以后无法获得固定资产投资中其他各构成部分占比的统计数字。中国研究机构一直用套算的方法间接推导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为简化分析可把“其他投资”并入制造业投资（虽然这样可能高估制造业的贡献）。已知2024年房地产投资占比为19.5%、假定基础设施投资占比29%左右（多数研究机构套算的结果），可算出2024年末制造业（含其他部门）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假设2025年制造业增速为9.2%（与2024年相同）、房地产增速为-5%（下降速度减半），可算出两者对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的贡献，并进而算出为实现资本形成增长目标，基础设施投资的应有增速。

　　经济理论和中外经济实践显示，在总需求不足，需要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应该更为关注财政的可持续性，而不是财政平衡。按IMF的说法，财政的可持续性是指国债对GDP比不超过某一阈值，国债本息最终可以通过财政盈余偿还。如果国债对GDP比临近这一阈值，即便国债收益率飙升，由于担心违约，投资者依然拒绝购买新增国债，主权债违约就会实际发生。欧洲主权债危机期间就出现这种情况。困难在于，由于各国情况不同，财政不可持续的国债对GDP比阈值难以预知。在有些国家，尽管国债对GDP比相当高，但投资者愿意继续购买新增国债，这些国家财政不可持续阈值就比较高。例如，2009年希腊财政赤字率突然上升到15%；2011年希腊国债对GDP比上升到175.2%；2012年2月希腊10年期国债收益率高达35%。若非欧洲中央银行干预和投资者被强制接受损失，希腊财政崩溃无可避免。

　　2000年前后中国学界有过一场是否应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辩论。一些学者认为如果考虑到中国的不良债权，中国的国债对GDP比可能已经高达50%，而不是官方公布的12%，因而不应该贸然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我们的看法则是，如果能使赤字率和经济增速能分别稳定在2%和7%的水平上，则无论现在的国债对GDP比是12%还是50%，随时间推移，国债对GDP比将从低到高，或从高到低趋于某一极限值。重要的是：这一极限值或远低于当时许多人认为可能会引发财政危机的国债对GDP比阈值（如60%）。基于这一分析，我们强烈支持中国政府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事实上，由于施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的财政状况不但没有恶化，反而在2007年实现了财政盈余。

　　不可否认，基础设施投资确实存在重复建设、浪费资源、效率低下等问题。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事实上，有关部门对这些问题是高度关注的。2024年12月25日布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禁止类项目清单：一、完全无收益的项目。二、楼堂馆所：（一）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技术用房；（二）党校（行政学院）；（三）培训中心；（四）行政会议中心；（五）干部职工疗养院；（六）其他各类楼堂馆所。三、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一）巨型雕塑；（二）过度化的景观提升和街区亮化工程；（三）文化庆典和主题论坛场地设施；（四）其他各类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四、房地产等项目：（一）除保障性住房、土地储备以外的房地产开发；（二）主题公园、仿古城（镇、村、街）等商业设施。五、一般竞争性产业项目。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民间社会蕴含着惊人的创新潜力，需要认真发掘DeepSeek震撼登场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哈萨比斯与江珀领导的DeepMind团队使用AlphaFold系统破解“蛋白质折叠问题”而荣获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据报道，中国科学家正在使用一种基于不同于四大主流芯片架构（ARM架构、X86架构、MIPS架构、RISC-V架构）的超级计算机研究蛋白质动态结构。一家不知名的科创企业在某地方政府支持下正在实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超级计算机的产业化。只要中央、地方两级政府正确运用产业政策，为企业、特别是民营科创企业，创造良好的行政和法治环境，提供必要的硬件、软件和资金支持，中国必将能够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领域同美国一争高下。当然，地方政府不应过多干预企业的研发和生产活动，要让企业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事实是，第一，世界上并不存在“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有效劳动力投入推动的。消费只是在有效需求不足情况下才谈得上对经济增长有“拉动”。第二，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公众福祉。但这里还有一个时间维度问题。投资和消费并无矛盾，两者之间的选择实质上是现在消费还是在未来更多消费之间的选择，不同民族、文化、制度下和不同代际间，居民的时间偏好都会有相当的不同。东亚国家比欧美国家更看重未来的消费和后代子孙的消费，因而储蓄率普遍较高，这是东亚奇迹之所以发生的重要原因。第三，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消费率偏低（储蓄率偏高），但并未严重偏离正常水平。从实物消费指标看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并不输许多发达国家；第四，中国的入户调查统计低估了中国可支配收入对GDP比，抽样方法可能存在系统性偏误；第五，中国的收入差距明显，贫困人口，特别是某些特殊的救助问题亟待解决。上述诸点，已在其他地方详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2024年中国消费增速明显低于2023年、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7895亿元，比上年增长3.5%，远低于2023年同期的7.2%。2025年确实应使消费增速有明显提高，使之尽可能接近GDP增速。问题是：如何使消费增速明显提高呢？学者的建议主要包括三个：发钱（或发消费券）、降低个人所得税、改革社保制度。其中最受欢迎的建议是发消费券。从理论上讲，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产的函数，或永久性收入的函数。发钱或消费券之类的办法使收入暂时增加，是否能够对消费有重要刺激作用令人怀疑。在疫情期间，一些国家和地区发放支票和消费券，其效果如何存在争议。以中国香港为例，2021年和2022年两次共发放1.5万港元，对低收入阶层有一定帮助，但对整个社会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并不明显。通过发消费券刺激经济的副作用也不容忽视。“以旧换新”的补贴政策有一定效果，但这些更多的是产业政策。

　　中国应该深化社保体系改革。完善社保制度、减贫、缩小贫富差距等措施都十分必要，其中许多改革刻不容缓。但这些改革和举措属于社会政策，收入再分配政策范围，原则上不应该从属于宏观调控的需要。中国的五项社会保险（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工伤）基本是以精算为基础的，原则上不应因需要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改变各种保险金的缴费和发放规则。但其中的一些构成部分同财政支出密切相关。如中国养老保险体系中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以农民参保为主）85%的资金来自财政转移支付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应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的发放标准。又如，社保体系中的《最低生活保障》，截至2023年末，惠及663.6万城市人口和3399.7万农村人口。根据给定标准，政府直接给贫困人口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全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785.9元；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621.3元。显然，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范围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该明显提高，或可先使最低生活保障金提高一倍。虽然改善社保体系的举措主要是为了减少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同宏观调控并无直接关系。但由于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这些举措对增加居民消费能发挥一定作用。此外，政府还应该尽早推出发放生育补贴的政策。

　　1995年《预算法》第28条明确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债券”的禁令一直保持至2009年。“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中央政府投资1.18万亿元相配套，剩余的2.82万亿元投资由地方财政配套。2009年，预算仅安排地方政府2000亿元赤字，以地方债的形式筹资，由财政部代理发行。“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唤起了各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各省市的计划投资总额超过20万亿元。2000亿元的地方政府债是杯水车薪。为了弥补资金缺口，2009年3月央行、银监会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换言之，地方政府举借“隐债”得到中央的支持和鼓励。

　　由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显示出的种种弊端，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下发，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加强融资平台公司管理，遏制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迅速膨胀的势头。政策方向从鼓励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借债转到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控上。2012年财政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再次大力整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遏制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膨胀。2017年7月24日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地方隐性债务”概念。中办2018年27号给出了“隐债”的定义，并提出在2年-10年内隐债清零的目标。按定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基本上都是“隐债”，都应该在2028年前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