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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求是、勇于求变的革命斗争。1929年7月，作为党中央代表被派到广西领导革命斗争。六大虽然肯定了建立根据地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动力之一”，但仍然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1929年10月，中央要求广西党组织“应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沿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呈现出明显的“城市中心论”倾向。在俞作柏、李明瑞受改组派策动、仓促出兵攻打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紧要关头，等起义领导人并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以城市为中心工作的指示，而是深刻分析了当时广西的革命形势，毅然将所掌握的武装力量转移到了群众基础较好、蒋桂力量难以控制的右江农村地区。11月中下旬，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副队长蒙志仁率部在龙州叛变。根据形势变化，决定改变左右江同时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重新部署，右江先行起事，最终于1929年12月11日，在广州起义两周年之际，成功发动百色起义，在民族边疆地区探索走出了工农结合、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道路。

　　1930年10月，红七军集中在广西河池整编，韦拔群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决定，把第21师1000多名优秀的官兵毫不犹豫交给了即将远征的两个主力师，仅留下100余人留守右江苏区继续战斗。其间，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到反动军阀的疯狂反扑，韦拔群被叛徒出卖并遭残忍杀害。纵观他的一生，出身富裕家庭，为了革命事业，6次变卖家产：土地、耕牛乃至妻子的嫁妆。他全家20余人，有18人为革命献出生命，没有留下一个直系后人……表现出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和对党绝对忠诚的崇高境界。根据碑文记载，有5000多名优秀的各族儿女，在浴血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纪念碑后方坐落《英魂千秋》雕塑，上面镌刻着百色起义时期牺牲的3989位烈士名录，他们留下的伟大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